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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股市场迎来久违的强势反弹，上证指数一度站上3900点的背景下，公募基金行业却显露出令人担忧的隐忧。交银施罗德与融通基金这两大知名机构，接连出现核心基金经理离任，暴露出公司在人才管理、投研体系传承以及战略方向上的深层挑战，引发市场对行业稳定性的广泛讨论。
2025年9月20日，交银施罗德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刘鹏卸任其管理的交银先进制造混合等产品。刘鹏在近8年的任职期内，为该基金创造了约202.81%的回报，是该产品历史上任职回报最高的基金经理。他聚焦于大制造领域，凭借对电力设备、军工等板块的深入研究，为投资者带来了显著的超额收益。他的离开，无疑是对公司主动权益投资实力的一次重大削弱。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接任安排。刘鹏的管理职责由三位经验相对有限的新生代基金经理蒋科、王少成和田彧共同接手。这三位基金经理此前的管理规模和产品数量均较为有限，缺乏独立管理大型旗舰产品的完整履历。由三人共同接管一只百亿级明星基金，这在行业内并不常见，也引发了市场对其投研能力是否足以支撑产品平稳过渡的疑虑。
如今刘鹏离任，使得交银施罗德的主动权益团队在短时间内连续失去两位核心力量。这不仅暴露了公司在人才梯队建设上的紧迫性，也让投资者对后续产品的业绩连续性和稳定性产生担忧。如何确保投资策略的有效传承，避免因人事变动导致净值大幅波动，是公司亟待解决的课题。
几乎在同一时间，融通基金也迎来了重量级人物的告别。9月6日，公司元老邹曦卸任其管理的全部4只基金产品。邹曦自2001年加入融通基金，从一名行业分析师起步，历经24年，成长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权益投资总监。他的职业生涯与公司发展深度绑定，是公募行业罕见的长期主义者。
邹曦的投资风格鲜明，长期深耕周期股，尤其擅长房地产产业链。其代表作融通行业景气混合，在其管理的13年多时间里，累计回报达161.32%，年化回报7.56%。在2019年，该基金凭借对周期股的精准把握，取得了87%的年度回报，一度跻身同类前列。巅峰时期，他管理的资产规模接近150亿元。
然而，近年来受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影响，其重仓板块持续承压，导致产品规模大幅缩水，离任前已降至39.25亿元。尽管在2025年市场反弹中，其管理的基金取得了约48%的亮眼回报，但邹曦依然选择离开。市场普遍认为，这与融通基金股东方变更后，公司战略转型有关。
2022年，融通基金并入中国诚通集团，公司开始大力推进“平台型、团队制、一体化、多策略”的投研体系建设。这一改革方向意在淡化对明星基金经理的依赖，转向团队协作模式。然而，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如何平衡对功勋基金经理的尊重与公司整体战略的推进，成为一大难题。邹曦的离开，被看作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也引发了市场对改革方式与节奏的讨论。
事实上，这两位基金经理的离任并非孤例。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1日，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经理离任人数已达292人，创下近五年同期新高。行业正经历一场显著的人才流动潮。
这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监管政策的引导是重要一环。2025年5月，证监会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平台式、团队制”投研体系建设，意在推动行业从“个人英雄主义”向集体作战转型。这一方向虽为大势所趋，但具体落实到各家公司，如何平稳过渡，避免人才断层，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
同时，业绩考核的压力也在加剧。新规要求对长期业绩显著落后于基准的基金经理降低薪酬，这使得部分基金经理面临更大的职业压力。此外，行业薪酬体系长期与管理规模挂钩，当规模因市场或业绩因素大幅缩水时，基金经理的收入也随之锐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人才的流动。
投资者的理念也在悄然转变。过去追逐“明星基金经理”光环的现象正在减弱。多只“明星基金”在市场高点发行后遭遇净值大幅回撤，让投资者意识到个体无法完全抵御系统性风险。投资逻辑正从“选人”向“选工具”转变。数据显示，本轮市场回暖中，资金更多流向了各类ETF产品，反映出投资者对低成本、持仓透明的被动投资工具的偏好日益增强。
对于交银施罗德和融通基金而言，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共通的。如何在推动投研体系改革的同时，留住核心人才？如何构建老中青结合的合理梯队，确保投资能力的持续传承？如何在营销中淡化“个人英雄”色彩，转而突出团队与策略的价值？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课题。
邹曦和刘鹏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他们的成就是行业宝贵的财富。他们的离开，也提醒着基金公司，任何战略转型都不能以牺牲人才稳定和投资者信任为代价。在追求“去人化”和“工业化”的同时，如何尊重个体价值，如何实现平稳过渡，将决定公司在新一轮行业竞争中的最终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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